新世纪将是多灾害转折期
２１世纪将是一个多灾的时期，这绝非危言耸听，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。因为，自然灾害虽然是自然现象，但损失的承担者却是社会。只有社会不足以应付自然异常现象而造成损失，才成其为灾害。因此，所有自然灾害必有自然原因，也必有社会原因，两者是缺一不可的。但是，社会原因的变化远大于自然原因。在２０世纪，世界温度的变化只有０．６℃，降水变化在１０％内波动，但世界人口却从１６．５亿增加到６０亿，而社会经济的变化还要大得多。由此可见，自然灾害的影响在当前更多地决定于社会原因。
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，对自然界大体是适应的。在原始时代除了人体的抗逆功能外，没有其它抗灾能力。这时，如果自然界发生变异，只要这种变异超过人类的生理适应范围，就会受到严重损失，甚至大量死亡。第四纪冰河期的到来，人类无法应付寒冷的冬季，对原始人类（或类人猿）就是严重灾害。大多数人死于严冬，只有少数找到了越冬方法（如在山洞避寒、存储夏季采集到的植物种子或幼小动物充饥，发明用火等）的个体才得到生存的机会，他们后来发展成为人类的祖先。
到了农业时代，人类拥有较多的粮食，能够建造房屋和制造衣服，冬季的寒冷就不再是灾害。各种农作物一般是利用当地品种驯化而来，因而也是适应当地气候的。但是，各种气候异常（如洪涝与干旱等）也会显著影响到作物收成，就成为农业时代的严重灾害。人们采取水利建设和适当的农业技术（如修建水平梯田等）来对付洪涝灾害，也取得很好的效果。
到了工业时代，农业等各种产业都使用机器生产，加快发展速度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，刺激了人口增加。增加的人口要求更多的消费品又刺激生产进一步扩大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正的反馈关系，是人口和生产相互促进，增加越来越快。对于有限的地球资源与环境容量来说，日益难以满足增多的需求，现在已经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。供不应求的结果导致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失衡，这就是近百年灾害增加的人为因子。
植被的破坏是增加灾害最明显的例子。为了多收粮食，人们就普遍采用扩大耕地面积等手段。扩大耕地必然毁灭当地的自然植被，而植被能够保护土壤，是地球自然界的重要协调者，破坏植被也就破坏了自然界的协调能力。特别是生态条件脆弱的干旱、半干旱地区和山区，失去了植被的保护就会产生沙漠化与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。
城市化是又一个重要原因。近百年来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了。据统计，１８００年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２．５％，而１９７５年即上升到３９％。许多国家城市人口已到总人口的２／３以上。我国城市化进程是８０年代以后加快的。城市增多了，同样的自然灾害降临到城市的机会也就增加了，受灾的人口与财产损失也相应地增多了。
城市又是最易受灾的地区。城市建设彻底破坏当地植被。在市区，不透水的建筑物与硬地面代替了土壤，破坏了自然界的水分循环与能量交换。每遇暴雨，城市汇水极快，容易出现城市洪灾。城市没有能力做到水分自给，只能从外地调进径流以维持市区生产与生活。由于径流只占降水量中很少的一部分（在华北约１／１０左右），在干旱年份甚至河流断流，无法得到径流。因此，城市就成为水荒最敏感的地区。
城市大多又是用能中心，成为大气污染与全球增温的源地。更何况市政建设无法跟上城市化进程，加上投机商为谋取暴利，降低建筑质量或生产剧毒产品，带来新的灾害隐患。如城市不时出现严重的烟雾事件，甚至出现如印度博帕尔的毒气泄漏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恶性事件。１９９９年在土耳其、希腊、台湾等地发生地震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，而其主要原因竟是建筑质量等人为问题。
因此，在工业时代，人类活动不但成为灾害形成的重要因子，而且也增加了社会对灾害的敏感。现代减灾应首先解决人类发展对自然界的冲击问题。这种情况已引起科技界与社会各界注意，联合国决定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作为减灾十年，也把人类活动列为减灾的重要目标，但积重难返。工业时代留下的问题非短期所能解决，因为牵涉到用能、用地、用材和繁衍后代的社会、经济、伦理等许多问题，故人口增加，全球增温，生态破坏等现象虽受到抑制，但远未达到要求。但人类既然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，那么问题必将解决。估计在２１世纪初期虽难取得明显改善，但是，２１世纪必然成为灾害史上的转折时期，而转折之前的灾害有可能达到峰值，也是可以预期的。故１９９８年与１９９９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虽然是预示下世纪多灾的不祥之兆，但也预示了减灾收效的时代将会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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